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我之前试煲的那锅波兰红菜汤。我没想到她会记得，更没想到她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。

“谢谢您。”我说。

她点了点头，端着水杯走了出去。

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长篇大论的赞美了。

这个家，怎么说呢，和我以前认知里的“家庭”很不一样。

四个女人，四个孩子，没有男主人。但每个人都很好，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厚的、不言而喻的亲密和信任。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性格都好极了。

顾清女士，就是那位常上本地新闻的“杰出女性代表”，在外面那么风光，回到家，会系上围裙和苏婉女士一起做饭，会耐心地辅导孩子作业，说话总是轻轻柔柔的。有一次我看到她蹲在地上，帮苏见系鞋带，苏见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她笑了起来，那笑容跟她在颁奖台上的那种“标准微笑”完全不同——眼角皱起来，露出牙齿，像个普通的、开心的妈妈。

苏婉女士就更不用说了，是我见过最温柔、但也最有力量的女人。她把家里家外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对每个人都体贴入微。我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，紧张得手心冒汗，她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然后坐在我对面，像聊天一样问了我的情况。她问我会不会做中国菜，我说不会，她说没关系，她可以教我。她问我有没有孩子，我说有一个儿子在波兰跟外婆住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那你可以每个月多休两天假，回去看他。路费我来出。”

我当时差点哭出来。

她们从未把我当作“下人”，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我。会问我最近荷兰语学得怎么样，会在我感冒时提醒我多休息，还会把“潮汕厝边”新做的点心打包一份让我带回去尝。圣诞节的时候，她们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——一条羊毛围巾，颜色是我最喜欢的深蓝色。包装纸上写着：“给玛丽安，谢谢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。”

我活了三十多年，打过十几份工，从来没有一个雇主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

哦，对了，上次顾清女士又拿了一个奖——家里奖杯真的多，客厅书架上一排排摆着，金光闪闪的——苏婉女士去颁奖。那天下午她们叫我过去照看孩子。

我去了，孩子们在看电视。我打扫完，用苏婉女士留下的食材，试着给她俩煲了一锅波兰传统的红菜汤，放在灶上温着。

晚上苏婉女士发信息给我，说汤很好喝，谢谢我。还给我转了一笔“汤费”，比我一天的工资还多。

我拿着手机，看着那条信息和转账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
但同时我也在想：她们是不是觉得，只要给我钱，就能表达感谢了？

其实不用啊。

我只是想让她们知道，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关心着这个家。

有一次，我问苏婉女士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我知道，一个人在外面漂着，不容易。”

她没有多说，但那一句话，让我明白了很多。

后来我从顾清女士那里听说了一些苏婉女士的经历——十七岁从南澳岛独自到成都，三天两夜的硬座，在堂姑的店里睡阁楼。我也听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故事——林墨女士在川西山沟里长大，叶晚女士在莫斯科郊区由外婆养大，顾清女士二十年前离家出走再也没回过哈尔滨。

她们都知道“一个人在外面漂着”是什么滋味。

所以她们对我好，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，而是因为她们记得那种滋味。

这份工作，大概是我漂泊生涯中，最幸运的遇见了吧。

我只希望，我能一直为她们工作下去，在这个温暖又奇特的家庭旁边，过着我自己平静、满足的小日子。

毕竟，这么好的老板，可得珍惜一辈子。

而且——说实话——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林墨女士下一次又会把工作间搞成什么样。那个“合法犯罪现场”，每次都有新惊喜。